上帝及祂降生為人的愛子耶穌基督，並沒有留下文字著作。耶穌所講的「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及詩篇（或詩歌書）」（路24:44）就即是猶太人在耶穌當年直至今日奉為聖典的舊約全書。

1948年在以色列出土的死海古卷，包含了今日我們所讀舊約的所有經卷（除了以斯帖記）及其它珍貴歷史文獻，印證了希伯來文舊約全書已在耶穌的年代已經存在。死海古卷的發掘工作至今仍未結束，2021年更發現了第13個洞的文物。
耶穌降世，應驗了舊約有關救主彌賽亞降生的預言。耶穌升天之後，門徒開始從不同的口述源頭，將祂的言行整理及用文字記錄下來，主的近身門徒亦分別以書信勸勉及鼓勵當時受到迫害的教會信徒。這些有使徒傳統，以及在真理上一致，而又受到當時教會廣為傳閱的文獻，漸漸在主後一二百年形成今日的新約正典，成為救恩的泉源。

當基督信仰在主後三百年成為羅馬國教之後，為了統一新舊約文本，教父耶柔米將由希伯來文寫成的舊約及由希臘文及亞蘭文寫成的新約譯成當時的官方語言拉丁文。由於一般平信徒並不懂拉丁文，故此聖經的詮釋就只能靠教會的神職人員了。到了12世紀，歐洲不同國家的神職人員開始覺得這個做法不妥，提倡將拉丁文聖經翻譯為自己本國的語言，但卻遭羅馬教廷強烈反對，甚至將翻譯者判為異端。這些舉動間接促成16世紀的改教運動。1517年馬丁路德展開宗教改革運動，不同語文的聖經譯本相繼出現，信仰得以在社會各階層全面深化。

主愛中華，基督信仰來華可溯源公元六世紀唐朝大秦景教及十二世紀元朝也里可溫教，但可惜這兩次都沒有留下全面的中文聖經譯本。明清時期雖然天主教耶穌會士利瑪竇及湯若望等在朝廷及上層社會有一定作為，但基督信仰仍未全面落實民間，亦未有整全的中文聖經譯本。

基督新教來華，要數1807年英國倫敦傳道會馬禮遜。語文能力極優秀的馬氏將聖經翻譯視為宣教首要任務，但當時清廷嚴禁洋人學中文，馬氏只能高薪聘請甘願冒險的華人學者為教師。馬氏在自傳中提及他的中文教師身懷毒藥，以便萬一被官府緝捕後馬上自盡，以免受刑痛苦。馬氏與另一位宣教士米憐合譯的中文新舊約全書，在被他按立的首位華人牧師梁發的幫助下，於1823年在馬六甲出版，名為《神天聖書》。

但文字隨時代進化，當年的譯本，佶屈聱牙，今日已難朋瞭，而不同新教宗派的中文聖經譯本亦相繼出現，質素參差。為免彼此造成教義分岐，各宗派於1890年在上海決定聯合出版一本跨宗派，而又用當時開始流行的官話（即白話口語）為語文的聖經。這本取名為「和合本」的新舊約聖經於1919年，即五四新文化運動啟動之年在北京面世，別具意義，亦比天主教於1968年在香港出版的思高版中文新舊約聖經足足早了49年。和合本聖經行文簡潔優美，無論在教義傳遞及文學造詣上的影響力，歷百年而不衰。但隨著華人學者對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原文的認識不斷加深，考古資料的最新發現，相信漢語聖經的翻譯在未來將會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每當我們在主日崇拜拿起教會堂用聖經的時候，除了細閱幾千年來上帝的啟示教訓之外，更應細味成書者的心志，以及背後眾多翻譯者的辛勞。聖經譯得多優美精準，都只是文字上的論述，不能代替我們在生活實踐及靈修默想中對上帝的親身經歷。求聖靈引領我們在生活中，在聖經真理的光照下，不斷經歷上帝的愛、能力、恩典、眷顧及同在。